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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书城 > 历史 > 民国不求生 > 第八十五章 常州农会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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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稚竹和宜兴县县长屠宽其实好多年的老朋友,他父辈又和屠宽的父亲、常州士绅领袖屠寄世代相交,两家关系可谓莫逆。

戊戌年屠老带领常州士人参与变法维新,是当时江南的风云人物。后来康梁一党维新失败,谭嗣同血洒京城,屠老也一度被西太后下令革除功名、永不录用,当时就是朱稚竹的父祖辈向屠家伸出援手,接济屠寄一家的生活。

庚子新政以后,特别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宾天以后,屠寄才重新出山,做过一些常州地方的官职。

他的长子屠宽则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,回国以后,就以以学生练习兵操为由,向两江总督署领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120枝5响后膛快利枪,后来又利用江苏咨议局议员的身分,和朱稚竹一起创办了武阳农会自卫军。

屠家是革命党的鼎力支持者,屠宽更是先锋队的骨干成员之一,但武进县的警察所长何海樵却把屠宽的一个亲弟弟给杀了。

这让屠家怎么想?

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?

屠家的信和人,已经几度找到了朱稚竹的门上,但他自己,也正因为带乡民把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的远房亲戚,活活打死一事,遭到各方责难。

朱稚竹头疼不已,自从北伐军光复常州以后,农民运动就平稳地发展了起来。之前常州下了一场雨夹雪,夜中又骤作暴雨,风势来得更加凶猛,房屋倒塌之声不绝,从窗外望出去,很大的树都有被风拔起来了,天将明,洪水也涨起来了,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,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。

本地农民的生活大受影响,农会则迅速活跃起来。

前面提到的朱稚竹、何海樵、屠宽等等常州本地的革命者,都参与到了农会组织救灾的活动中:

或即时组织救灾队,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,或去慰问和调查,或去引导水出去,或修筑起提岸……等等。

朱稚竹还记得,他到武进县郑六桥一带救灾的时候,当地难民身无完衣,以中国最称富庶的江南地区,一旦天灾来袭,普通的老百姓也只能挣扎在求活的生存线上,朱稚竹才明白过来,先锋队主张的“合作社”、“公社”,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及水稍退,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,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,每日约达五、六百人,农会为之应接不暇。

当时朱稚竹也到常州府城,参加了府城农会会长何健(实际为副会长沈求)召集的苏南农会会议,磋商应付此问题。

农会各县分会会长和先锋队各级干部之间,意见分歧很大。

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,江南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,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,现在环境变迁,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,不便实行减租,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,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,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。

第二派的意见,以为农民减租问题,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,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,在此天灾之中,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,在道义上理屈,至农民方面,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,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,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,形势对农会有利。

朱稚竹、何海樵和屠宽都是支持第二派论调,屠宽当时还在会上直接发言说:

“地主没有武装,无力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,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。而各县农会已经得到有力组织,农会自卫军也接受了相当军事训练,我们并不怕地主。何况江南士绅重名望,若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,冒不美之名,清名大受影响,对地主来说是很不值得的。

常州现在有六千农军,大可以保证地主士绅不敢出头作怪,故我以为,减租殊无问题!”

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、副会长沈求两人,都是先锋队里的稳健派,持第一派的保守论调。

会议上两派人意见分歧太大,最后也没有确认下来一个明确的方针,只是由何健发表了一番总结讲演,朱稚竹还记得大体内容无非是要各区农会继续做好救灾工作而已,并没有明确在抗租问题上农会到底该采取保守还是激进的策略。

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县农会各行其是,有的农会采保守立场,有的农会直接采取激进立场。

本来江南素来习惯,每遇凶年,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,田主愿减则减,不愿减则对分之。

朱稚竹当时由于本地农会的方针还没有确立,便同意农会会员仍旧依旧法,请地主到田里去看稻。

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那个亲戚,就是在武阳本地有大片水田,当时有一批农会会员上到他家里请他去看稻,先是等候半天才开门,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,等他刷刷牙,洗洗面,穿穿衣,食了一餐饭,喝了几口水,吸了几口烟,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,才出来见农会的会员。

眼看差不多日下西山,他便问农会会员: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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